企业“开厂不如炒房”大量出现 经济存脱实向虚隐忧

　　庄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做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同时也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让老百姓有更多稳定的投资渠道，并引导这些资金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一些制造业企业把目光转向产融结合。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介绍， “单纯依靠制造业，集团的发展负担会特别重。我们今年取得了金融租赁牌照，专门用于服务协鑫旗下的三大光伏上市公司。从实际效果看，产融结合的战略对实体产业起到了有力支撑。”宗庆后建议，“银行可以与优质企业共同筹办风险投资基金，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将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弯道超车。”

　　2016年，险资频繁举牌，给扎扎实实做实业的企业不小冲击。多位企业家表示，保险业助推中国制造，要做善意的财务投资者，不做敌意的收购控制者。当然，实业企业也要坚持创新驱动，扩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快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朱共山认为，要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但不应过度金融化。“借杠杆控股上市公司，进而淡化主业去搞资本运作的行为，应当坚决制止。最近，有关部门对这种现象严格监管，是对做实业者的支持。”

　　房地产属于实体经济，但在加杠杆的情况下，使行业发展“变了味儿”。采访中，多家企业反映，他们仍看好实业、坚守实业，但身边的确大量存在“开厂不如炒房”的状况。有企业家感慨，开一间厂子，要向政府讨审批，向银行讨贷款，再向采购商讨回款，处处为难。炒房子，谁的脸色也不用看，还来钱快。万科总裁郁亮坦言，房地产业需要健康稳定的发展。房地产业每年有10万亿元左右的销售额，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很长。“不能因为房价的暴涨形成资产泡沫，从而积累金融风险。”

　　“期盼政策再加把火”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做强实体经济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是不少企业家对今年市场的判断。“政策再加把火，让实业旺起来”，受访的企业家纷纷这样表示。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家们普遍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做强实体经济的关键。朱共山建议，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同时也要“补短板”，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培育提升我国经济竞争新优势。

　　——避免“脱实向虚”，把资金留在实业。企业家普遍认为，调节调整银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已经是当务之急。银行需克服过度依靠资产扩张来获取利润的路径依赖，转而通过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高附加值的服务来要效益、要利润。“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资本市场形成有效竞争，有针对性地解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曹慧泉说。

　　——转型升级，产业政策要科学。李华刚认为，借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将一些落后的、靠低价取胜的家电企业淘汰，有利于中国家电业转型升级。“不要像过去搞家电下乡那样出台政策扶持，这么做往往会使落后产能死灰复燃，造成新一轮的去产能压力。”钱刚建议，国家出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向高质量、高技术的产品倾斜，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对高端、可替代进口的产品制定鼓励政策，如税收减免或奖励补贴，推动企业转型。”

　　——工匠精神，社会要加快培育。“中国制造业缺乏工匠，更缺乏工匠精神，这是制造业遇到的重大瓶颈之一。”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他认为，实体经济的基石是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具备工匠精神的专业人才，但中国的工业人才还处于第一代，无论是有创新能力的工程师或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都很缺乏。多位企业家谈到，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只有通过政策引导，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间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遏制投机炒作，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培育起来。

　　——梯度转移，公共服务要跟上。多家制造业企业表示，目前一二线城市对制造业专业人才形成了虹吸作用，当很多企业由于成本因素搬迁至三四线城市时，就会面临“厂子搬走，人跟不过去”的困境，增加了不少成本。“除了企业工资报酬外，好的生活环境对产业转移很重要。”王初哲说。他认为，只有下大力气改善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服务水平，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让工程技术人员得实惠，才能使制造业企业顺利实现向低成本区域转移，而不是流向国外。